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技术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谷歌搜索、Facebook好友、iPhone应用,Twitter“咆哮”，以及亚马逊网站上无所不包的商品。

唯独没有带来大量就业。

截至去年年底，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合计雇佣员工74,505人，比微软少了1/3，尽管两者的合计市值是微软的两倍。2012年，Instagram被谷歌出价10亿美元收购，当时，这项照片共享服务还只有13名员工。

在美国企业将硬件生产转移到境外以后，计算机和芯片部门的招聘便大幅缩水。新兴科技巨头所需的员工相对较少。科技初创企业不像以前那样大量涌现了。生产率和工资增长放缓。随着中低收入的常规性人力工作被机器取代，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剧。

科技繁荣了，但没有美国工人的份

计算机和电子公司的就业继上世纪90年代出现攀升以来，至今已下滑40%以上，少数科技部门的就业出现增长，但幅度较小。

这一结果与上一代政治领袖、科技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预测相去甚远。2000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将领导世界走向共同和平与繁荣，走向科学和技术的最前沿。”他的经济团队宣称，“迅猛的技术变革”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人们对科技繁荣的美好期许和实际结果形成巨大落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全美民怨沸腾。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政治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之所以能异军突起，与此不无关系。

相比于中国颇具侵略性的进口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美联储等政府机构经济指导不力所引发的民愤，科技引发的失望显得更加微妙。通过这些令人惊叹的新机器和创造它们的企业，美国人原本指望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结果等来的却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这一代人看不到父母辈和祖父母辈所经历的那种进步，这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沮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约夫森(Erik Brynjolfsson)说，他的研究工作记录了技术对贫富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这种挫折效应溢出到了政治舞台。”

1997年，《时代》杂志将计算机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CEO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S. Grove)评选为年度人物(格罗夫已于2016年3月去世)。1999年当选的是亚马逊公司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当时，各企业为应对千年虫，斥资数十亿美元将计算机重新编程，乐观的投资者给尚未开始盈利的网络初创企业赋予了巨额估值。

结果2000年年初，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使技术经济迎来转折点，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由此转向。

美国科技公司加快改组，将供应网络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那些充满增长潜力和廉价劳动力的地方。硬件制造商将生产集中到海外，继而将产品供应美国和外国的计算机制造商。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计算机和电子公司的总就业人数从2001年的187万减少到了2016年的103万。同一时期，半导体厂商的就业人数减半，降至35.9万人。

20世纪90年代，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成了科技产业超越硅谷小圈子的成功典范。美光公司位于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由爱达荷农民和商人创办，其中包括已故亿万富豪J.R.辛普劳(J.R.Simplot)。麦当劳公司大部分的冷冻薯条都由他提供，辛普劳的皮卡车牌照号还是“MR SPUD”(土豆先生)。

从1994年到2000年间，美光员工人数翻了两番，达到18,800人，增长主要来自美国地区。80年代，该公司还与日本打官司，以限制芯片进口，保护其在美国的大本营。

如今，美光已经成了科技公司将就业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范例。截至2013年(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美光在美国雇有11,300名工人，少于2000年的14,000人。美国以外的员工人数则从4,800人飙升到了19,600人，主要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

证券申报文件显示，同一时期，美光公司美国区员工的百分比从74%下降到了37%。该公司于2014年停止披露这一数据。美光发言人称，美国以外地区的增长很多都来自收购。

“我们旨在替换资源，以支持不断增长的客户群，其中既包括在中国利用低廉劳动力成本的跨国公司，也包括中国本土制造商，”2004年，时任美光销售主管的迈克·萨德勒(Mike Sadler)告诉分析师。此人现任美光战略总监。

半导体行业协会称，半导体仍是美国的重要产业，是美国第三大出口项目，仅次于汽车和飞机。

越是科技巨星，越不擅长创造就业

首次公开募股(IPO)可以促进企业增长，有助于催生更多职位，但如今，举行IPO的企业寥寥无几。若将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前五年上市的公司算作一个整体，那么，他们雇佣的员工比后来上市的所有企业的员工总和都要多。

苹果公司就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在苹果职业生涯的早期，在创建另一家计算机制造商NeXT之后，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就将重振美国制造业作为一项使命。布伦特·施拉登(Brent Schlender)与人合著了一本乔布斯传记，他说，在一家苹果工厂里，从生产线上下来的Macintosh电脑“就像假日酒店出炉烤面包圈一样快”。

2011年乔布斯去世之时，苹果公司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在美国以外，主要是在亚洲。苹果于2004年停止在美国生产产品，一直到2013年，美国本土的生产活动才得以重启，苹果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Mac Pro电脑。

苹果表示，它在美国雇用了约8万名员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的2/3。在美国区员工中，约半数从事零售工作。

苹果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一些新兴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就比如App经济中(即为iPhone开发的应用)”，并通过采购美国制造的组件和材料，成为“美国制造业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乔布斯传记作家施拉登说，2001年iPod投产时，在美国境外组装iPod完全说得过去。“组件很难制作，把它们组装起来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因为所有东西都很小，他说，“你必须手动将它们拼接起来。”

计算机硬件生产的外流趋势很快蔓延开来。IBM诞生于纽约州的恩迪科特，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家工厂，当初正是它使计算机变成了一项大生意。

然而，从2001年到2015年，在恩迪科特所在的布鲁姆县，其周边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2/3，只剩下3055个职位。纽约州劳工部分析师克里斯蒂安·哈里斯(Christian Harris)说，很多被裁员的工人都被仓储和运输公司招去，而那里的工资只有科技制造业的一半。

美国科技产业工人从经济馅饼中分到的份额变小了。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计算机和电子零部件制造的员工报酬相当于该行业产值的49%，远低于1999年的79%。

虽然软件出版等行业创造了一些新的科技就业，但这方面的增长小于科技制造业就业的流失。

自2002年以来，科技初创企业的数量开始减少，波及就业创造。在2014年的一项研中，经济学家哈维尔·米兰达(Javier Miranda)、约翰·哈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和伊恩·

撒韦(Ian Hathaway)表示，科技初创企业贡献的新增就业从1992年的64,000增长到了2001年的113,000。但自2011年下降到79,000以来，这一数字就一蹶不振。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哈尔蒂万格说，全球竞争和美国国内监管收紧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上市可以让科技公司的早期员工获得丰厚回报，并促进公司增长，进而催生更多的工作，但如今，选择上市的科技公司变少了。

佛罗里达大学沃林顿商学院教授杰伊·里特(Jay Ritter)称，2001年到2015年间，共有548家科技相关企业举行IPO。相比之下，从1990年到2000年，这样的企业共有1853家。

最新一代的热门科技初创企业吸引了大量的风险资本融资，并被赋予巨额估值，其中Uber独占鳌头，截至今年6月份，该公司估值已上升到680亿美元。

源源不断的财富使得硅谷欣欣向荣，但却成了经济两极分化的典型，如今，这一趋势已经波及全美。

2014年，Facebook斥资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时，该消息服务在全球拥有超过4.5亿用户，创始人扬·库姆(Jan Koum)一举成为亿万富豪，身价达到几十亿美元。在收购当时，WhatsApp只有55名员工。

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革”。增长的战利品落入了极少部分人手中，这些人有技能、运气好，且在新技术利用上近水楼台。

当前，美国股市市值排行前五的科技公司分别为苹果、Alphabet、微软、Facebook和甲骨文，市值共计1.8万亿美元，比2000年的五巨头高出80%。

其雇员人数则比当年少了22%，截至去年年底，当前五巨头共雇佣员工434,505人，而2000年时，思科系统公司、英特尔、IBM、甲骨文和微软总共雇佣了556,523人。

自动化的威胁

2014年12月，在位于加州特雷西的亚马逊仓库中，机器人正在帮助执行订单。亚马逊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仓库使用机器人。

亚马逊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仓库使用机器人，这些小型机器人共计4.5万台，负责自动化的订单处理。这些机器人形似装有轮子的面包箱，可以举起装满商品的模块化货架，把它们运送到分拣员跟前。

亚马逊发言人称，自2012年初开始使用机器人以来，该公司已经新增员工约20万名。亚马逊在全球范围内雇有26.8万名员工。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布莱约夫森说，目前的机器人还不够灵巧，不能识别不同尺寸的包裹、选择正确的包裹，并将它们安全装箱。这些是仓储工作中的基本技能。如今，研究人员正试图让这部分工作也实现自动化。

未来几十年，机器很可能取代各种新型的常规工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从1991年到2001年，秘书人数减少了约35%。纺织服装工人数量下降了37%。

长期以来，面对自动化带来的裁员，那些拥有科学学士学位的人似乎都高枕无忧，因为他们的认知体系对计算机来说颇为复杂。另外，受教育程度较低、提供个人服务的相关从业人员，比如家庭保健助理或按摩师，似乎也很安全。

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德明(David Deming)估计，2000年至2012年间，程序员、图书管理员和工程师等领域的就业也开始遭到侵蚀。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估计，未来几年，由于已有技术(如亚马逊的机器人)的普及，价值高达2万亿美元的人类经济活动将被自动化。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Knightscope公司出产守夜机器人。目前投入执勤任务的约有三十多台，巡逻地点包括商场和企业园区，比如微软的山景城和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新场馆。每个机器人每小时租金7美元。

“机器人不会抱怨，”Knightscope联合创始人兼营销和销售副总裁斯泰西·斯蒂芬斯(Stacy Stephens)说。“你不用给它们缴纳养老金。也无所谓工伤赔偿。”他说。

机器取代人？

从150年数据看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四种机制

本文由三思派（Science-Pie）授权转载，转自《科技中国》2016年第5期，经杂志授权发布。作者为德勤事务所经济学家Ian Stewart、DebapratimDe、Alex Cole，由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超翻译

     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引发国内外关于机器取代人的担忧。智能化是否会带来大量失业？科技创新与就业的关系机制如何？该如何应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就业的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技术推动进步一直是主流观点。每一代人都比他们的上一代人更能感受到生活标准的提高，从蒸汽机到抗生素、大众旅游、电视机和通信等各种创新不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得进步有迹可循。

但这种积极论断也时不时地受到“技术摧毁工作机会”的担忧的左右。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卢德分子”到今天的“技术耶利米论”，机器会剥夺和破坏人类机会的主题从没消停过。

当前这种情绪再一次引起我们警惕。机器学习、超高容量存储、处理和沟通能力的进步使得机器能够处理需要思考和决断的复杂任务。工作也更快速的自动化，劳动力密集程度降低。

近期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项资助调查提出了美国技术专家的观点。有将近一半（48%）的技术专家认为，机器人和数字化代理可以取代大量技能型或非技能型工人，并指出这将导致大量的失业。这些担忧也影射出对西方长期增长前景的消极态度。

关于技术的讨论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教育、不平等、生产率乃至就业等，而本文将重点放在就业上。我们认为，当前论断认为，技术变化破坏工作机会有失公允，原因在于技术变化创造性相对较难预测。为了弥补上述人为局限，我们分析了近1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普查数据、劳动力调查数据，并发现了如图1所示的四种机制，说明长期以来技术一直是在不断的创造就业机会。

图1 技术影响就业的四种机制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

技术的发展有时存在偶然性，难以预测。通常认为，伟大的发明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会改变世界。而事实上则是很多技术出现时较为普通，要花费很长时间，经历各种繁杂地推进，并将一些不相关的力量叠加、提炼和应用在技术上，最终实现技术变化。   

 工业革命的核心机器蒸汽机就例证了这一过程。Thomas Newcomen于1711年发明了蒸汽机，最初的目的是将水淹的煤矿里的水抽出来。50多年后，James Watt在维修Newcomen发明的蒸汽机时，将其改进和增强动力产出，进而促进了蒸汽机的广泛应用。随后的其他发明和改进使得蒸汽变成了一项真正普及的技术，并应用在生产、海陆运输中。总的来看，前后耗费了150年才实现蒸汽潜力的完全开发。电力的进展则更快一些，但又显得危险重重。电力对美国的最大影响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美国工厂已经围绕电力组织生产，而这则是在Thomas Edison电力试验40年之后。

一项技术的最终应用常常与发明者的设计初衷大相径庭。技术理念在繁杂中带着自由市场的格调，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死胡同之后，不断地自我完善。作家Matt Ridley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描述为“思想的交媾”。

技术进步意味着很多技术中最为显著的效应是间接和不易察觉的。汽车的普及是美国郊区形成的根本先决条件。

起初安装在电话上的并不协调的相机驱动了近年来摄影技术的大扩张。诺贝尔奖得主Herbert Simon也指出，没有汽车的年代，医生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会骑马或者驾马车赶到病人那里；如今的汽车时代，医生只要坐在手术室里，病人就会上门就诊。     

 技术终究塑造了社会。避孕药、节约劳力的家庭技术以及方便食品等发明不断地增加女性劳动力参与。西方人口老龄化反映出技术对增加收入、控制生育率和延长寿命方面的影响。   

我们不能预测今天的技术将会塑造明天的社会，或者哪些产品和服务人民会需要。比如，谁60年前能预测咖啡厅、健身房和移动电话在21世纪初人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呢？

技术的破坏性

尽管技术带来了所有的便利，技术和劳动力的冲突的观点也如在马克思世界的劳动力和资本冲突一样非常盛行。变化驱动了繁荣，当然也会让人不安。

技术产生的破坏是直接且容易观察到的。两个自助服务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如，如果你是手机银行APP的常客，你会发现你就很少再去光顾银行的客服了。又如，很多人在超市也自我浏览和使用自助终端支付。劳动力取代显而易见，使得人们一面享受着创新的便利，又同时可以看见未来创新的风险。学术界试图量化技术进步在未来破坏工作的数量。在近期德勤的报告中，牛津大学的Michael Osborne和Carl Frey评价了英国在未来10到20年内35%的工作将被自动化取代。

Osborne和Frey的分析也影射了技术变化对工作的破坏影响。创造性的影响将更为混杂和难以预测，这取决于需求和模式开发中的异常行为以及就业和技术的交互。

工作机会与技术的关系：来自历史的证据

如果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特别是工作机会创造质量的影响是难以预测的，那么是否能在历史上找到一些教训？我们检验了两组主要的数据源，探求线索，分别是自1871年起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一次的就业普查记录（整理了第一次普查的细节职业数据，而战争导致在1941年出现了一次普查的中断），和1992年起的标准职业分类组织的劳动力调查（LFS）数据。

确立职业定义的一致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1871年的普查认为：衡量就业的变化是“最为耗费劳力、财力以及最难达到满意的”的部分。

为提供一致的数据，我们对普查和LFS的数据进行了调整，比如，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一些发生变化的职业。由于职业定义不同，不同调查之间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聚焦于随着时间发展的潜在趋势。

表1提供了英国劳动力1992年以来创造性破坏的概况。主趋势是，农业和制造业的合同雇佣会被医疗、创造、技术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快速增长所抵消。

表1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