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错在那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是不全面，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的。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

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就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

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中国现今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

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我们以后再分析流动性过剩是如何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

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人的多数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能支持这类价值，只能靠所谓“威权决策”实施。

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

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传统经济学没有社会成本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整个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像样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科斯对“社会成本”的扭曲，原因就在于他忘了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自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斯密对这两个部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

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从来而且只能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替代物，就是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而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

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的，其中包括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科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而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太难于操作。

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惜，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阐述了同情心这类的道德对利己心的约束。

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很可惜，这种可能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

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 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所有这些经济学的偏执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误导最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中国领导人普遍认可采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失误。

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胡耀邦关于矿业发展的思路和赵紫阳关于房地产改革完全市场化的决策，都是这个失误最显著的实例，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矿业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中国强盗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像香港一样撕裂社会，使中国走向“失败的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稅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单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即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不断较快增长的有效需求，转化为同样较快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结果，经济不得不靠别人的需求（出口），暂时不需要的需求（基础建设）和浪费的需求（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就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过剩流动性投资的特点是，靠后来的支撑先来的，等到一个节点产生流动性毁灭，通常这种投资被称为投机。投机的结果是财富的毁灭——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得到好处。而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这些过剩流动性本来就是多余的。

所以，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

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

这个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就叫繁荣。

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

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的话，大约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6月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5年的GDP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GDP增长0.38%。报告作者之一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 Kochhar）说：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对增长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如此重要性的国际组织头一次用研究报告推翻经济学的现成结论，其意义的重大将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展现出来。

►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建国后中国的经济实践，前30年忽视了发展，后30年忽视了公平。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发展源于自己的经验，共产党就是靠高举公平大旗打下的天下；忽视公平则在于，当我们力图纠正忽视发展的错误时，由于没有经验，轻信了教条，使我们再次走了弯路。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完全没有提公平。后来他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他还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

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邓小平的这一表述与斯密是相通的。仔细分析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他也是以是否能达到公平目标而赋予竞争，也就是“看不见的手”以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公平，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失灵”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证明，先发展后公平，或者说，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这个路径不靠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邓小平和斯密的思想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是在发展受到长期压抑的情况下，侧重于强调发展对发展与公平的关系进行表述的，这些表述具有突破性，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却未必是科学的、平衡的，科学的理论和决策应该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理论。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小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小罗斯福建立社会资本主义的新政改革历经两党历届政府历时半个世纪，被里根政府“反动”了一把，在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时期重拾势头，至今尚未完成。中国学习欧美的经验教训，应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个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