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有专门的发展学系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发展问题，也有许多学者孜孜不倦以探索全球均衡发展的路径。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文章，个人认为文中有些观点讨论较为深刻，欢迎一同探讨。

导语：本文写于去年5月，经过半年的犹豫，投给了《经济导刊》。经删节后，登于该刊今年第二期的“学术论坛”栏中，题目改为“从‘新欧美’影响看中国公平发展与社会主义方向”。这里登出的是原文。原文1万4千多字，因为字数限制，登出稿为1万字，除一些政治性或刺激性删改外，一些过渡性段落和深入性段落被删掉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此稿经过许多经济学家审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完整保留了。感谢参与本文初审和终审的同志。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改革上却令人迷茫。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

在我们看来，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或旗帜，首先要对过去35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实事求是，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5年的改革，只能说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成功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失败则在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得到了一个在改革之初我们并不想要的经济社会结构。

这个改革过程与结果，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极大的相似性。100多年前的欧美社会，被当时的與论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强盗资本主义”，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则被广泛认同为“权贵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和欧美100多年前的发展落入了同样或相似的“陷阱”，如果欧美落入的可以称为“强盗资本主义陷阱”，我们落入的，经过委婉化后，可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欧美是付出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这样沉重的代价后，认识到了“强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顺应民意，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才爬出了陷阱，我们是否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

近一两年，国际上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转而对中国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嗅到了社会上大量的不平不满在经济下滑甚至陷入萧条的推动下发生动乱的味道，这样的预期会变为现实吗？我们的路在何方？

► 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出奇的一致，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原本我们并不想要的社会，这个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人民的不满不平巨大，党和政府遭遇到空前巨大的信任危机，发展的“红利”被一个以腐败和掠夺为特征的新阶级所攫取。上述8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社会，是以快速发展，社会成本巨大和形成掠夺新阶级为主要特征的。

这个社会被委婉地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历史上对这样的社会早就有了一个为人所熟悉的称呼：强盗资本主义。对这个新阶级也有个人们熟悉的名称：强盗资本家。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以谷牧为首的访欧团的调查报告引起了领导层的震动，尽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模板的，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结果怎么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没有达到欧美今天的“此岸”，却到达了欧美100年前或200年前的“彼岸”。

为什么我们以欧美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为目标，经过30多年的努力，却得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呢？我们两个广泛共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怎么会走着走着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跌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陷阱的呢？或者说，在指导我们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 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下结论。

左派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这种观点的荒谬是不言而愈，不需要驳斥的。坚持过去的路线，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右派认为，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民主和宪政，这种观点同样荒谬但需要驳斥。

在200年前，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我们称之为“双革命”后欧洲的发展，以及1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发展和那两次久远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吗？

答案是极其接近。我们都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都得到了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强盗资本家阶级。

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美在发展之初早就实现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们没有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的多，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萧条，动荡和战争，也没有逃过巨大的环境问题。

一个现实的实例就是印度，它也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我们，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我们，看看它的种性制度，贫民窟，妇女问题，土匪问题，农民起义，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民主宪政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实例，证明在威权体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东亚、东南亚和拉美。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

我们在新加坡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八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和他这样的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每次选举都投执政党的票。

在某种程度上，战后的日本也与新加坡相似。

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其政治架构也具有威权性质。但正像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的，由于美国在战后塞给日本一个在其本国都没有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以及日本自己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传统，日本的社会矛盾被大大消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基本满足得以同时实现。

为什么我们如此愚蠢，重犯别人在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的思考能力哪里去了？我们的结果能比他们好吗？

► 社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而且至今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欧美与100或200年前的欧美有本质的差别。

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了社会共识，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降低了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适当而严格的监管，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倾斜和救助。

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它们都迴避了一个敏感的词：社会主义。

有一个人不想迴避，这个人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这些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弗里德曼称其为社会主义政策并没有错。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他甚至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自由经济也是符合历史的。英国君宪制断断续续出台过许多倾斜性和限制性政策；陆洲大陸在1848年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尤以德国法国为甚，这是他们经济追上英国的基本因素。美国在建国初期，在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强烈主张下，政府也采取了强势态度，包括土地政策、银行政策等，美国共和党原本是继承汉弥尔顿政策的，只是在强势大企业出现后，才与民主党換了政治角色。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史，从现实说，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从意识形态上说，只是英美的一种学术传统。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

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被误导的原因之一是，上世纪末，撒切尔和里根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动，税率降了一些，我们误以为它们回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没有变。所以2000年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而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当美国部分撤销监管后，金融危机来了，至今没能恢复，而这次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完全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历来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

也就是说，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用改变资本主义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

或者我们用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因素保障了“自由”，社会主义因素保障了“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

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显然，世界历史的发展冲破了过往的那些教条，它证明对于建立一个良序社会，降低发展成本来说，经济社会制度是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大众所迫切需要的，而政治制度则是发展的因素，因为它是在精英中进行权力配置的，它只能随着大众知识和财富的增长而提高需求度。

► 弗里德曼主义带来的世界性危机

弗里德曼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

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次危机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经济危机将再度降临。

在政治上，弗里德曼主义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对政府行为的攻击，破坏了二次大战前后欧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政治意识形态化，纷争不断，政府效率低下。

2007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已有八年了，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个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

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与欧美弗里德曼主义甚嚣尘上同期，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弗里德曼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抛弃了大部分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然，弗里德曼主义对中国的危害远甚于欧美。

特别是，中国的那些弗里德曼主义信徒，他们那些极端的言论，就连弗里德曼都不可能说出口，例如：“富人养活了穷人”，“原罪不应被追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损失最大的是公务员”，“房地产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等等。

一方面他们混淆假市场和真市场的界限，例如认为国有铁路定价和与权力密切勾结，基本上是腐败产物的房地产定价都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则赤裸裸地站在权貴一边，为他们发声，并迫不及待地自称为“上流社会”，这种公开明确地蔑视中下层社会的言论，在“旧欧美”很流行，在“新欧美”早已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受到社会的广泛谴责而收敛了。

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说明，他们正是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无知又无耻的家伙”，而且他们的猖狂说明，他们已经沦为社会公敌。

但是，弗里德曼主义和弗里德曼信徒并不是简单的阶级现象，他们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总结性知识，它不能提供预测和指引，而且经济学总结的是“旧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由于这个总结已经自成体系，因此它顽固地排斥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20世纪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已严重脱节。

实践已经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质疑。根据新的经济实践剖析经济学的谬误，是摆在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中国摆脱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思想前提。